(ZZ)旧中国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

在被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重头戏”《八月一日》中，有句台词，是
贺龙在决心跟党走的时候，向……说的一段话。贺龙说：“这些年打来打去的，军阀
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呢，到头来还得过苦日子”。
那么，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
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仍可看出当时
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
下看吧：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
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
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
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
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
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
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
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
，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
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
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 0.07元，猪肉1斤0.
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
036元，茶叶1斤 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
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
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
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
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
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
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
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
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
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
行、江湾和杨行的磕兜厥奂鄯直鹞?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
，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
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
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
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
，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
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
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
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
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
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
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
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
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
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
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
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
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
，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
……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
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
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
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
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
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
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
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
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
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
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
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
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
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 1928年，青岛纱厂
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
，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 12元。
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
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 56元；省立第一、
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
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
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
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
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
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
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
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
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
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
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
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
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
，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
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
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
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
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
“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
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
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
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
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
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
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
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俺看完lz的文章，有人评论“万恶的旧社会”提到包身工，接着搜到另外一篇

http://ipencil.org/ablog/?p=177

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谁是救世主？
2008年01月22日 7:48 铅笔经济研究社 邹啸鸣

　　从“包身工”到“血汗工厂”
——谁是救世主？

　　文/邹啸鸣
　　

05年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读者，只要是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学生——《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直到2004年，才从高一的课本中撤出。该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深刻，因为它不但影响了学生们的思维方法，甚至成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脚。
　　
本图片来自文献《包身工的仇恨》

作者：本书编写组编写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类别：文学
出版时间：1974-01-00 印刷时间：1974-01-00
　　感谢互联网，让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阅读了几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教师教学用书 (电子版)，该书从“课文研讨”、“关于练习”、“教学建议”和“有关资料”四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如何检验学习效果、如何运用该文分析现实问题。
　　
　　重读原文及教师用书以后，我想提几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1、“芦柴棒”(文中着墨最多的重点人物)不进工厂的命运是否比进工厂的命运更好？
　　
　　2、包身工通过卖身契约失去了自由，那么她们获得了什么？
　　
　　3、通过历史的与横向的对比，让我们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4、该报告文学对包身工处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议？对包身工们改善落后贫穷面貌有什么价值？如何评价该报告文学对脱贫的制度演进的影响？
　　
　　《包身工》作于1935年，是夏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摘自(教师用书电子版)第一段。
　　
　　请注意，这一段所引用的“罪行”之“罪”，其实是道德谴责，而不是法律谴责。因为3年包身工契约是建立在双方合意和自愿的基础上的契约，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那么问题就来了：包身工们如人间地狱般的遭遇，为什么官府不管？将女儿推向火坑的契约，父母为什么会“画十字”并接受10元银圆？这就关系到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包身工们没进工厂的时候，面临的是“咬着草根树皮”的竞争。进了工厂后面临的是“两粥一饭”的竞争。她们父母其实是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下进行了最优选择。因此，夏衍先生谴责她们两粥一饭的待遇太低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低效农业导致人们生存面临巨大风险的背景，也是该文的硬伤。
　　
　　包身工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绍说，“芦柴棒”作为生工，“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第一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相当于每月10块大洋。这个“十块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看看1933年发表的叶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绍就清楚了：对于粮食丰收的地区而言，“糙米五块，谷三块。”既十块大洋相当于在丰收地区的2担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当于24担大米。毫无疑问，这种收入水平比她在农村从事农业，要高的多的多。
　　
　　问题在于，这个收入被“带工老板”买断了。包身工们通过卖身契约，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从“生工”变成“熟工”的锻炼机会。其实她们还获得了三年后成为“自由工人”的机会和信息。从经济学上来说，该卖身契约对女工们的意义，实际上相当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带工老板们掌握着这些信息，该信息如此昂贵，以至于包身工们为了获得它必须支付3年白干的代价。
　　
　　信息成本属于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越高，对达成交易的阻滞作用越大。但是，这种交易成本到底由谁支付，取决于这种交易对谁更迫切。企业招收合意的员工面临的是利润的诱惑，包身工们获得该项工作机会面临的是延长生存的可能的诱惑。因此，该信息成本由包身工们支付而不是工厂支付，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如此之高，诱导了带工老板们鼓动他们“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招来了“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其实推动上海由一个小渔村演变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运成为各国之间资源互补的纽带的条件下，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资源进行交易和生产的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上，带工老板们扮演的是佣工信息的供应者角色。只要这种供应越短缺，那么这种信息就越值钱。道德谴责如果无助于改变这种信息短缺的状态，那么谴责也就无助于改善这些包身工的就业环境(包括吃、住、工作时间等)。
　　
　　可以推测，如果这种信息的利润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将有不少包身工无须从事“自由工人”职业，而是从事“带工老板”的职业，从自己的家乡招收更多的女孩脱离农业，从事工业。我的意思是：利润水平的降低缘于竞争激烈，而不是缘于记者的道德谴责。到现在，通过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行业，而从事这一行业的资本却基本上只能获得平均的收益率。是这种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是所谓的“记者的良心”才导致了信息价格的降低。
　　
　　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夏衍先生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二者(两国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正是中国工人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绝对优势将日本的工厂迁移到了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董长芝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中介绍说：“到1936年，外资纱厂的纱锭占中国全部纱锭数的46.2%，线锭占47.4%，织布机占56.4%。担外资纱锭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厂中，是生产和效率上，华厂远不如外厂”。“从1894年到1936年，中国的官营资本增加21倍，民营资本增加175.4倍。从1920年到1936 年的16年间，属于南京政府主导的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笔者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国际统计数据2004年”的相关数据。199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20美圆，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圆；而1990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6960美圆，为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84倍；2003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4180美圆，为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31倍。

如果考察日本的国民收入，还有一点绝不能忽视：他们根本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差距”，而中国户口制度和福利分配跟着户口走的客观现实，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升速度。这更加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工愿意进这些记者眼里的“血汗工厂”。因为他们原先生存在比这些工厂的工作、生活条件更差，收入能力更低的血汗农村。

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吸引了外资，促进了国内投资，提高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才导致了这种差距的缩小。而闭关锁国导致的却是中日间国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拉开。要进一步缩小中日间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惟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坚持吸引外资和鼓励内资不动摇。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该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1995年，张宝华先生称赞到：“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表达了他的愤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这种道德谴责导致读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逻辑”的结论：无论中外，资本家都是没有良心的坏蛋。必须推翻这种“人吃人的制度。”

　　请注意：他既没有提出“工会”之类的维护人权的制度建议，也没有看到只有投资增加，才会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只有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加剧，才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才会促使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使这些原先靠天吃饭的人脱离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更没有看到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提升穷人的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记录的是“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不客气地说，当记者的良知遭遇了强权的约束的时候，会打折。
　　
　　文学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学习如何煽情。而经济学家却强调理性，而且相互指责对手缺乏理性导致的人祸。结果文学家获得了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读者的支持，经济学却只能得到拥有足够理性的读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N分之一。美国的经济学家钱德勒写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协调的“看的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理阶层支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本质。而该书用了近一半的篇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枕木”发展的历史，结论是——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学家的描述，结论却是这些经理们踏着枕木下的尸首发财。
　　
　　当读者成为作者的时候，夏衍先生的艺术手法就开始成为这些作者的艺术手法。文学性思维既是作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思维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词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当下，“血汗工厂”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标准的新概念。大多数描写“血汗工厂”的文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包身工》的叙述痕迹。
　　
　　对于所有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我个人的判断方式是：1、无论是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2、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该压力的反应；3、每个人是否都拥有选择的自由。4、保障其权益的制度是否公正。5、谁在增加工人们的收入水平？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员欺骗了。但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还处于由老天爷的不确定性所作弄的时候，这种卖身契约其实是对包身工们延长生命的最有利的选择。更简单地说：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处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会作出签约的选择。是的，历史已经证明，缺少保障权益的制度是导致包身工们悲惨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权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资本家。只要没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会制度，无论谁当资本家，都会无休止地压榨。作家们如果当了资本家，其行为方式将与他们所谴责的老板们一样一样。其实，正是血汗农村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血汗工厂的存在。当她们在农村付出了同样的血汗却还不能获得工厂的收入，进入工厂是她们的最优选择。
　　
　　其实，只有投资上升才会有就业机会的上升，才会有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资水平就无法提升。中国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记者比中国的记者有更多的义愤填膺。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们的悲惨不在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而在于没有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由、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在于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血汗工厂的工人的悲惨不在于他们进入了血汗工厂，不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而在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的自由，在于他们没有在媒体上自由表达的自由。在于他们只有被代表的自由，没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自由。

当有的记者为的工人收入和待遇太低而义愤填膺、并斥之为“血汗工厂”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来自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职业性的维护，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很多记者往往不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为基因。特别是计划经济当道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不单是记者，包括很多读者的头脑中，仍然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无从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不懂得更好地提高农民工待遇的路径。

只要记者将“老板”与“工人”看成是利益对立的两极，就看不到他们是在共同创造财富，看不到农民工正在学习自古以来的前辈所没有的，全新的谋生知识和本领，所有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后代绝不会继续回农村去种地；当记者不理解 “血汗工厂”是以“血汗农村”的存在为前提的时候，无论他们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多么严厉，也不会阻止农民们蜂拥进入这种令记者们匪夷所思的工厂的脚步。

我不愿意在记者的“良知”上打赌，虽然南都报前主编程宜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我更加信任制度对记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记者报道的客观公正来自读者的苛求和报社间、记者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仅仅是看不见的“良知”。当记者们的自由受到“看不见”和“看的见”的手制约的时候，在他们的“良知”上打赌，十赌九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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