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http://www.zisi.net/htm/ztlw2/xfzx/2005-05-10-19574.shtml

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

作者：鲁枢元  


　　在当前我们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别的不说，即便在被看作人类文明圣殿的大学校园里，在这本该是诗情荟萃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又还剩下多少诗情呢？

　　早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记载下的那些文学的精灵、诗歌的魂魄，如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其实又都是大学的教授，或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南京大学的教授，或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他们一边做教授，一边也写诗，写诗一般的散文、诗一般的小说，从他们的传记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也几近于一首情深意浓的诗。那时，即使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诗的激情、诗的意绪。而在现在的大学里，起码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些大学里，“诗人教授”已经绝迹，校园诗情越来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号称文学殿堂的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诗情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诗人没有了。时值岁尾，我突然发现，充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竟然是层出不穷的数字和表格：年度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统计表、年度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导教师简况表、科研项目进度表、横向科研调查表、国内外学术活动登记表、获奖登记表……和朱自清、徐志摩们相比，别的我们比不上；但我们一年里填写的表格，他们一辈子恐怕也不曾填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变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觑。我想起了两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较我年轻一些的朋友，写诗，写诗评，也从事中外诗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拥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只讲了30分钟，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听完之后竟感慨地说：“三年研究生白读了！”就这样一位“诗人学者”，却迟迟不能解决“教授”职称，更当不上“博士导师”。原因是，他的那些诗歌和随笔式的诗评上不了“权威刊物”，他的那些独辟蹊径的诗学研究总也拿不到“国家项目”，因此也就总填不满教授、导师的“评审表格”。

　　一位是较我年长一些、已经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当代作家批评，尤其是女性文学批评享誉国内文坛，并且有幸早早跻身“教授”、“博导”行列，为她所服务的那所大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统计表上的某些数字不足，其本来已经相当微薄的“岗位津贴”立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没商量”！现任校长是她教出来的学生，面对那一张数字不足的“表格”，也爱莫能助。

　　“表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无上，如此的冷漠无情，如此的斤斤计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诗情画意往高等教育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诗情画意在大学校园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学的文学院系里，也不再会生长诗人和诗情。
　　“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也曾经是前《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现上海大学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论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文学如何迅速地由写“大河”、“林莽”、“黑骏马”转换到写“青菜”、“豆腐”、“蜂窝煤”。他认为“日常生活中诗情的消解”是一种 “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义的受挫和乌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说得不错，理想的破灭和激情的颓败是事实，但或许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间，比起“吃糠咽菜” 的生活来，“青菜豆腐”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理想和激情；此类理想和激情也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窝煤很快就会变成牛奶、面包、手机、电脑。但是，从目前已经开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机中，仍然看不到一丝一毫诗意充盈、文学繁荣的迹象。

　　责任恐怕也不仅仅在于作家们一厢情愿的选择。任何选择，必然是在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中的选择。“好风凭借力”，时转运来，“一地鸡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时不利兮骓不逝”，西楚霸王也无计可施，于是，张承志们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满目凄凉的“荒芜”。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坛会呈现出如此突兀的转折？而这又恰恰正是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国民的钱包，包括大学教授们的钱包开始鼓胀起来的同一时刻。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生活中的诗情”与“市场”、“金钱”之间真的还存在着一个“不相容原理”？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说法：“少女可以歌颂她失去的爱情，财主却无法歌颂他失去的金钱”，这算不上文学理论，但是，在世界的文学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颂市场和货币为题材的作品，德莱赛的《金融家》写了市场和货币，但市场和货币并没有取得正面的意义。电视剧《大宅门》写了中国医药商人们的悲欢离合，但并没有真的去写市场和货币，其卖点还在七爷白景琦那丰富而又混乱的男女关系。

　　从另一方面讲，市场和货币也从来不理会文学的诗情画意。自19世纪以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讨伐声中，市场的开拓与货币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学完全地挤兑出局，现在，连摘取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问津。在任何一个城市，走上街头看一看，银行不但比书店多，比厕所也多。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唯一景象，是文学向金钱（即所谓的“畅销”、“票房”）的妥协、臣服、倒戈、寄生。

　　那么，金钱，或者货币究竟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已经越来越不好捉摸，在以往的社会里，货币可以是金条、银锭、铜板，更早一些还可能是石头、贝壳、牲畜、布帛，后来就统统变成了纸币或支票，现在则更进了一步，连纸也不纸了，变成了“电子钱包”，那其实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然而，你如果拥有了这串足够的数字，你别的什么都不必费心，您就可以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

　　在当前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在以往的社会中，货币之上还有皇帝、总统、国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劝说国家、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于国计民生的干预，让银行取代政府，让货币自行其事，以货币的流通规律操纵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人们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金钱，或者说金融，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

用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话说：“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

　　西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哲学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

　　与马克斯•舍勒一样，西美尔也是最近几年来才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德国哲学家。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西美尔也是一个“另类”。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研究的课题大都比较奇特，如饮食、交际、性别、卖淫、冒险、忧郁、奢侈、腻烦、招魂术、贸易展等，以及选择心理学、文化学的视野研究货币。他的著述多为率性之作、随笔文体，不合高等学府的学术规范，因此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只能在柏林大学做一个“编外讲师”。将近一个世纪过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对于资本主义的学术探讨中，没有人能够绕过这个“编外讲师”，人们甚至把他看作是与“革命的马克思”、“保守的韦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势力，一些名声比他大得多的哲学家，如卢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到过他的影响。国内目前仅只有四种西美尔的翻译著作刊行，即《桥与门》（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版）、《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版）、《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版），西美尔是用一种“悲观主义”的、“寂静主义”的、“审美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姿态从事他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因此，他的文字就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与以往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同，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推崇并强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计，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而不是传统社会所推重的血统、情感和意愿。西美尔说：“现代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显然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影响”：

　　现代人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为算计（calculative）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质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字系统。[1]

　　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又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斥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他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货币估算的闯入，教导人们对每一种价值锱铢必较，从而迫使一种更高的精确性和界限的明确性进入生活内容……虽然它们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2]

　　读了这段话，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了，我们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填表，原来是由于一种量化的、算计性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校园生活，进入到我们的文学院和中文系。表格后面是货币，是一种货币制度，教授及其学术生涯都已经通过那些“表格”被装进了货币经济的天罗地网。在货币体制严格管理下的校园里，诗情难以再呼吸到鲜活的空气，诗人终于成了明日黄花。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还认为，金钱无特性，货币夷平了差异，“金钱的权力产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无法比拟的扩张，这种扩张给生活中最针锋相对的趋势以同等的权利”。[3]“货币本身是对事务价值关系的机械反映，对任何人的用处都一样，因此，在金钱交易中人人的价值相等”，——就像金钱在妓女那里夷平了嫖客们的价值一样，你不能说我是文艺学教授，我少付一点钱吧。在古代的李香君那里或许还可以通融，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妓女行列中不再生长李香君——“这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钱别的都毫无价值。”[4]“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5]在成熟的、严格的货币体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的相同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6]

　　早先，人们喜欢说金钱是污浊的、血腥的、肮脏的。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恰恰是纯净的、透明的，像蒸馏水一样。金钱不但自己没有特性，它甚至还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商业社会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货币那里找到其对应的确切价值。凡是不能被货币价值加以表达的那些东西，包括人们心灵深处那些丰富细微、灵动奥妙的东西，都会被货币价值干干净净地过滤掉。西美尔说货币可以“洗心”，在当代社会中，人心已经“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而“从货币的汪洋大海中流出的东西也不再带有流入的东西的特点”，[7]经过货币洗礼的心灵再也不会是原来的心灵了。

　　总之，在现代社会里，货币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价值体系相比，它是“非人格”的、“无色彩”的、“平面化”的、“齐一化”的。
　　相对于事务广泛的多样性，货币上升到了一种抽象的高度 ；它成为一个中心，那些最为对立者、最为相异者和最为疏远者都在货币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公约数……因此，货币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凌驾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对其无所不能的信心。[8]

　　就这一点，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西美尔说，“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这种无特性，货币才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9]在当下社会里，货币正是凭借着它的“非人格”、“无个性”才势如破竹地取代其他的一切价值；但也正因为如此，被货币占领的人类的生活界也越来越变得“非人格”、“无色彩”。金钱的法则与诗情的法则相对立，诗情的法则屈服于货币的法则，西美尔认为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具有纯粹审美态度的个性人物会对现代深感绝望”。[10]西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一书中还多次悲哀地指出：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

　　感性、情感、直觉、个性、人格色彩、独创精神以及心灵深处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颤悸动，该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基本的、内在的属性，或者套用一下佛家的用语，即诗的“自性”。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强大而又严密的货币体制从釜底抽薪，抽去了文学和诗歌的赖以是其所是的“自性”，诗歌的生命枯萎了，这很可能是诗情在当代日常生活中渐渐消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文学艺术反而趋向于消亡——这是黑格尔当年做出的一个判断，曾被称作文艺美学中的“黑格尔难题”。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消解的不仅是诗词这种文体的形式，还有生活中的那种“诗情画意”。在黑格尔看来，诗情在人类现代社会（他称作“市民社会”）的消解，是由于理性取代了感性、科学取代了蒙昧的结果。这里，尽管黑格尔对于“科学”、“理性”的理解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存有自己的局限和偏见，但他对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的判断大抵不错。

　　在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第一轮较量中，正如同黑格尔预言的那样，文学艺术已经失败。用西美尔的话说则是：“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11]

　　海德格尔不甘于这一失败，曾寄希望于“贫乏时代的诗人”。然而，直到21世纪降临，诗人们并没有能够挽救时代的精神的贫乏，也未能给生活注入更多的诗意。继科学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框定”之后，货币——而且是在微电子技术装备之下的货币——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平面化”、“齐一化”，将进一步有效地清洗掉人间残留的任何诗情。

　　拯救的希望或许还会存在，那该是在“货币体制外求生存的诗人”，还有，从货币网罗中突围的民心。

　　[1][德]g•西美尔：《货币哲学》，第358页，华夏出版社2002版。
　　[2]同上书第359页，并参照了刘小枫编译的g•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39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3][德]g•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33页，学林出版社2000版。
　　[4]同注1，第348页。
　　[5]同注1，第404页。
　　[6] [德]g•西美尔：《时尚的哲学》，第19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版。
　　[7]同注3，第15页。
　　[8]同注1，第166页。
　　[9]同注3，第3页。
　　[10]同注3，第73页。
　　[11]同注1，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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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作者：韦森 更新：2004-9-8 【字体：小 大】【加入收藏】
　

　　一、依照定义认识货币的困难



　　“货币哲学”，是德国社会哲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所“铸造”的一个概念。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的货币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可谓博大精深。哲学家看待社会问题，与经济学家就是不一样。经济学家们研究货币问题，总是倾向于分析货币及其数量的变动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起货币来，则依其职业习惯而较多地关注货币这东西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总是想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弄清货币是什么。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每个成年人天天与货币打交道。但什么是货币?这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相当棘手的问题。



　　正因为什么是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是如此玄妙、如此复杂，从英国古典哲学家休谟，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到美国经济学家费雪 (Irving Fisher)、英国经济学家庇古(Cecil A．Pigou)、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直至当代货币主义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泰斗阿罗(Kenneth Arrow)等，都对这类问题作过评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了什么是货币，把握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懂得了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反过来看，可能主要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在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所见各异、莫衷一是，才衍生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和当代经济学中的林林总总的门派和思想体系。



　　货币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和一些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明星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曼昆(N．Gregory Mankiw)却说“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购买其他人的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在其《货币哲学》中，社会学家西美尔则把货币视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价值的现金化”(mobilisierung)：“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reification)，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



　　在围绕着理解和把握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长期困扰，自然引起了专业哲学家们对货币问题的注意。譬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e)就曾从语言哲学的视角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和界说。在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制度观：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Yap)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轮)认作货币，大石头就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作为大额货币这一事实非常吻合。另据曼昆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俘营中，战俘们也曾用烟卷做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的“货币”。就连在1989年苏联解体前的物价飞涨时期，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宏观经济学家曼昆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无疑佐证了语言哲学家塞尔的洞识。沿着货币可归结为人们的认可和约同这一思路，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度事实”，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因此，塞尔认为，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度事实，对象化为社会实在。有了集体意向性，某种东西就成了货币。



　　根据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ustine)和塞尔的人们以言行事、以言创造制度事实的语言哲学思路，依照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和胡塞尔所提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t)这个概念，并参照1982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nan)的“意见约同性”(Consensus)这一专业术语，在最近的一些文著中，笔者达致了对货币的存在形式的一种塞尔哲学式的理解：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交往中一种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和“意见约同性”的制度实在。从货币本身的功用来看，笔者也试图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把货币比作为市场的魂、经济的镜、价格的体、交换的桥，以及社会资源配置“装置”的“润滑油”。在此基础上，我们最终把货币视作商品与劳务交换、市场运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人们生活游戏中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建构(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intentionality)。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货币的本质的上述理解和把握，还只是依照奥斯汀一塞尔语言哲学的进路仅从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贝壳、金、银、印钞、银行卡、支票，甚至二战时战俘营和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市场中的香烟，以及雅普岛上谁也搬不走、移不动的大石块，等等)上对货币这种人类社会的某种制度实存所做的一点认识上的“逼近”。现在看来，要进一步理解货币这一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实在，还要从“宏观”上——即从一个社会或实行同一货币的经济体(不仅仅限于一国，如现在实行同一欧元的欧盟诸国)的实体经济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关系上——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换句话说，只有大致理清了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对应关系，我们方能对人类生活世界中的货币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二、从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看货币的本质



　　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他具体解释道：“对于货币来说，我们所要问的不是‘什么 ’和‘怎样’，而是‘多少’。货币的这种特质或无特性最先在其全部的心理纯粹性中表现出来，……货币的质惟独由其量而定。”西美尔的这一命题，蕴涵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因为，货币作为市场中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其主要社会和经济功用就是标示交换的量。在商品货币(如金银)阶段是如此，在法币(fiat money)体系形成之后，更是如此。依照货币的这一主要功用来审视货币现象，我们会发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这一命题，不但在宏观经济总量上来说为“真”，从微观的单笔交易来看也是如此。



　　现在看来，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什么是“货币”问题上的困难，并不在于货币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理解经济学的深层哲学基础；而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又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认识“价值”这一点而展开的。譬如，在谈到货币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当代经济学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一般不假思索地说，货币的功用在于衡量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因而货币本身只是一种价值计量和储藏手段。结果，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不管是哪一个学派，说来说去好像最终都绕不开价值论问题。进一步的困难在于：到底什么是价值?这里也许毋庸赘言，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曾给出了一个 “自恰”的理论范式，因而古典经济学也有一种“自恰”的货币理论。同样，自杰文斯(S．Jevons)、门格尔(C．Menger)和克拉克(J．B． Clark)以来，尤其是自马歇尔(A．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出版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也内涵着其似乎“自恰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然而，从现实的经济分析来说，这两种自恰的价值论似乎都是“美丽”(自恰)的不实用，而反过来说则是实用的不美丽(自恰)。具体来说，在分工巨细的现代商业体系中，不管运用任何统计手段，不论使用多么快和多么大容量的计算机，也无法将一件简单商品的“价值”还原为某种古典经济学范式中的“社会抽象劳动”。另一方面，那种建立在一种心理估价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古典”边际效用价值论，更像是一种“天方夜谈”。正是由于种种美丽自恰的经济哲学应用上的困难，在现实中，人们在谈论和实际使用“价值”一词时，往往只是指“市场价格”，而不是“价值”；而价格，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货币标量”。即使人们在谈到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些经济总量指标时，实际上也往往是指在某一既定时点上的“货币价格标量”。因此，在人们说某种币值“值”多少，以及当人们说某一笔财富和某一经济总量“值”多少时，实际上只是指那一时点上以某一时刻所认定的货币量符所代表的“货币标量”为多少，因而，这既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或经济总量包含多少“抽象劳动”，也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和经济总量代表多少“边际效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以及在经济学家们的现时话语中，人们总是不能离开“货币”的维度谈“价值”，因而也不可能离开货币的维度来谈“货币”。



　　这里我们不妨拿现代貨幣數量論论中的两个著名公式来说明问题。首先，让我们看货币数量论的经典公式“费雪方程”：



　　MV=PT　　(1)



　　在式(1)中，M为货币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T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数，即包括服务流量(如工时、居住年数、千瓦时等)，也包括生产这些流量的实物资本项目(厂房、设备等)，又包括既代表着实物资本项目又代表着“信誉”这样的无形“资本”项目的种种债券等。令国民收入总量Y= PT，我们可以知道，从形式上来看，依照这一费雪方程，一定时期的货币总量M和国民收入Y均是一个给定的量，即Y=MV，M=Y／V。很显然，从费雪方程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货币的总量是多少，以(货币)价格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是多少。至于Y到底“(价)值”多少，我们并不知道。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常说国民生产总值为多少，我们只是指它是多少货币量(如多少美元)，而这“值”是什么，除了这一货币标量外我们一无所知。当然，从一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多少万吨钢、多少万辆车、多少亿度电、多少万人次游客之收入诸如此类的具体统计数字，但一旦把这些具体的实物产品的数量或服务量还原为单一货币价格标量而总计到GNP或GDP这些经济总量中，我们就只知道“值”多少(货币单位)，却就不知道这“值”到底是什么了。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下)
2004-08-05



　　尽管我们不知道同一货币经济体的“总价值”是什么，离开了货币价格这个标量，我们又不能知道这一“总量”到底“值”多少，但在一个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在一定时点上，用价格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个既定的量，而这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在一定时点上也肯定是一个给定的量。虽然实际情形是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专家也很难精确知道一个社会在一定时点上的货币总量到底为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有这么一个既定的货币总量。另一方面，给定一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水平，一个经济的潜在生产总量也总是给定的。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只不过是经由这些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所产出的物品和劳务流量在市场交换(包括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中被“货币价格”这一“‘值’表”大致测量到的数量结果。由此看来，货币的价格单位，与水表中的“立方”，电表中的“度”(千瓦时)一样，仅仅是一个数量标度而已.到这里，我们也就大致理解了西美尔所言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然而，货币标量与水表和电表这些由“科学的”制造技术所决定的固定标量装置的一个主要不同是，由于货币本身是一种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建构，在现实中，以及在理论经济学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货币幻象(monetary cranks)。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手上储存100万的美元现钞，我们可以说他非常富有，或用日常话语来说，这个人是个百万富翁。一个人握有百万钞票在手，是否意味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也有100万美元物质“财富”与之相对应存在呢?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假如他把这一笔钱带到市场上去交换，他会买到“值”(至少他自己认为值)100万美元的东西。但是，假如他不拿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作为“储藏手段’；而把这笔现钞放在瓦罐中，埋在床底下，那这笔货币是否还代表着有100万美元的东西存在这里或那里?这笔货币本身是否还“值”着什么?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1)是否一个社会的货币总量(乘以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的(财富)总量是等值的?(2)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的货币是否代表着一定的存量财富(下面我们将会马上讨论“财富”这个素来令经济学家十分头痛的词)?换句话说，是否货币本身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独立“价值”?不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显然也不能较清楚地把握到底货币是什么这一问题。



　　如果说一定量的货币(这里撇开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的商品货币如金银不论)总“值”什么——即能交换某种物品和劳务——的话，那么，这种 “值多少”是这笔货币本身所内含着的吗?从上面所举的100万美元的例子中，人们大概会这样认为。但是，假如情形是一个伊拉克老汉在萨达姆政权被美国大兵赶下台之前在罐子里埋藏了印着萨达姆头像的100万第纳尔的伊拉克货币呢?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现在，美国占领军临时管制委员会已宣布废除了萨达姆时代的货币。霎时间，伊拉克居民手中的印着萨达姆头像的“货币”都一文不值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临时管制委员会的一个命令就消灭掉了所有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着的“价值”了?具体到这个伊拉克老汉的事例上，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一下子就被美国大兵减少了100万第纳尔的财富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不是”，并认为只是“消灭”掉了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的伊拉克人的“集体意向性”，此举并没有减少任何伊拉克社会的“财富”。那么，如果是这样，就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和储藏手段而言，100万旧伊拉克第纳尔和100万美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这场美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到底“值”多少?又有多少个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能说出个一二来?即使将来一些(历史)统计学家依照新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的比值回过头来“计算”出现在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第纳尔与美元之间比值又是怎样制定的?依什么标准制定的?即使现在人为地将这两种货币的币值比率制定出来，即使将来的历史学家能依此比值估算出现在的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那这“数字”难道不就成了人们通过一些“人为决定”的伊拉克第纳尔和美元的比值而人为地“建构” 出来的?



　　如果说用“价值”来定义货币有着上述种种困难的话，用“财富”来把握货币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从人们持有财富的角度把货币定义为一种资产。但什么是财富?在“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这一经典论文中，弗里德曼给出了这样一个似乎“自恰”的财富数量公式：



　　　　　　(2)



　　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界说，式(2)中W表示财富存量，Y代表收入总流量，r为利率。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不涉及货币是什么，这个公式显然给出了“财富”一词一个非常精巧和规范的定义。但是，如果用此定义来进一步界定货币是什么，这种对财富的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果货币被界定为代表一定量财富W的资产的话，那么，货币本身又是由总收入Y除以利率r来决定，而无论Y还是r均是以货币单位来衡量的——这样一来，弗里德曼说来说去不还是用货币标量来界定货币?由此看来，弗里德曼的这种货币定义，难道不是一个同义反复——或者说“重言式”(tautology——或者说“套套逻辑”)的定义?



　　当然，返回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重言式的定义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不追问货币是什么，以及在不追问一定的货币标量到底“‘值’什么”这些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大致会“知道”货币量为多少，一国的经济总量大致是多少。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不从哲学本体论上追问到底什么是货币的情况下，我们大致知道在一定的经济体系中这是货币，那是货币，也可以大致决定什么是M1(市场流通中的现钞和铸币、活期存款、旅行支票加其它支票存款)，什么是M2、M3……等等。但是，一旦我们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想要弄清到底什么是货币时，我们却没有答案了：货币存在，但我们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货币。



　　三、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思考的一般问题



　　从思辨哲学的角度拷问货币是什么，自然就触及了哲学本体论中的语言极限：对什么是存在以及某一类存在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只能用重言式的定义。存在就是存在，这就是人类言语所能表述的。同理，就货币而言，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我们目前的认识也只能是：货币存在于市场交换和经济运行中；货币作为一种“此在”(Dasein)，存在于这里和那里，存在于从事交换的人们的手中和口袋里，存在于储户的存折和银行账户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但货币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货币是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存在，存在于语言中，就为“此在”，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存在在语言中“绽出”。海德格尔没说完的话，好像被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视角谈货币，我们会说：货币作为一种“此在”存在于语言中，货币在语言中“绽出”，但似乎却不是人类任何言语所能“言说”和界定清楚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货币不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所精确定义和把握，但这却并不妨碍货币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被经济学家们所研究，更不妨碍其社会和文化功用被社会学家所反思。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对货币在市场交换和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和作用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点，而对货币的社会功用和文化影响问题的研究，正构成了西美尔视界中“货币哲学”存在与发展的“raison d’être”(存在依据)。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显然并没有提供一个联贯的经济分析，但在货币问题上，该说的话，似乎西美尔都说了。对我们这些喜好哲学思考的经济学人来说，仔细玩味一下西美尔在《货币哲学》这本巨著“前言”中的第一段话，可能不无教益：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两条界限，在这两条界限上思想运动不再精确而进入了一种哲学形式。认知的普遍前提条件，像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公理一样，不可能在认知领域之内把对前提条件的描述与检验转换成一门更为原则性的科学。……如果哲学领域的开端在这里好像被标记成精确思想运动的底线，那么其上限就在于，实证知识从来[自]残缺片断的内容试图通过明确的概念修补成一幅世界圖景，并力求关联到生活的整体。

　　经济学家们在忙忙碌碌地思考着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不深究这些变量和经济实存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当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所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是经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西美尔所说的“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s)。其数量维度及其内在决定因素、内在关系和关联机制已被经济学家们大量地研究，并正在被深入地探讨着；而对其“存在”维度的反思——如价值到底是什么和货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应该是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了。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反思，自然会有一个类似于康德考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所提出的问题：经济哲学，如果能成为一门学科的话，是走在前面为经济学打着灯笼照路?还是在后面托拽着经济学的拖地裙?

我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货币（一般等价物）是一个客观统一的衡量标准。
至少在利益相关领域中，可以免除很多多重标准的争执。

目前的问题在于，人们试图用这个一般等价物衡量所有东西，甚至感性领域。

这个企图也不是不对。只是难度太大。就说利益相关领域，评价体系也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程度。
不同的领域，和最终市场的距离不同。一般来说，和最终市场的距离越近，评价衡量就越容易。就越容易采用一般等价物标准。
距离最终市场太远（反馈时间太长），就不太适合一般等价物标准了。评估难度太大。